财政部長金人慶，審計長李金華，原央行行長、現天津市市長戴相龍都出自中央财經大學，而且，都是62、63級。
40年前，一個班級的50名新生興奮地面對即将開始的大學生活，他們沒有想到，後來他們當中的大多數會成為領導中國經濟的中堅力量。
這個50人的班級出現了30多位司局級以上幹部，且大多身處經濟要害部門，包括國家審計長李金華、中國進出口銀行副行長錢中濤、中國再保險有限公司總經理戴鳳舉、原光大銀行副行長王希坤、原華夏證券董事長邵淳等等。
不僅如此，他們的同屆或者下屆校友也出現了不少政府高官，包括現任财政部長金人慶和原央行行長、現天津市市長戴相龍。
這無法不令人關注。他們從成長到步入巅峰的過程正是中國經濟全面轉型的過程，他們是當前中國經濟的主導力量，是左右中國經濟改革未來方向的力量。
可以說，中财大金融系62級（1）班這一特定群體是當前中國财政金融主力團隊整體氣質的一個縮影。因此，我們試圖通過中财大金融系62級（1）班複原出這個群體的共性特征。其中的意義在于，了解這個主導群體的特質，了解他們的人生經曆、知識結構、思想曆程，有助于理解、判斷中國經濟改革的現狀與未來的走向。
同一個班級的大多數同學後來都成為中國經濟要害部門的當家人，這個特定群體的特征是中國金融業主導者的整體氣質的一個縮影。
國家審計署審計長、中國再保險有限公司的總經理、中國進出口銀行副行長、原華夏證券董事長等等，這些響當當的名頭看似沒有一點聯系，但是如果時光回到40年前，他們是在同一個教室讀書的同窗好友。
沒錯，他們畢業于中央财政金融學院（中央财經大學前身）金融系62級1班。更令人驚奇的是，這個50個人的班級卻出現了30多位司局級以上幹部，且大多身處經濟要害部門。
這沒辦法不令人關注。可以說，這個特定群體的特征是中國金融業主導者的整體氣質的一個縮影。這種氣質的形成可以從他們的人生經曆、知識結構、思想曆程中尋找到清楚的脈絡。
1962年9月，考進中央财政金融學院的學生有50人被分到金融系62級1班，在興奮地面對即将展開的新生活的同時，“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他們肯定沒有想到若幹年後，他們會經曆四清運動、目睹“文化大革命”，而且最終他們當中大多數人将成為中國金融業主要部門的領導者和改革推動者。
據金融系62（1）班班主任、現已76歲高齡的劉春陽回憶說，當時中财院60級為幹訓生，1961年因自然災害停招，62級實際上是中财招收的第一屆大學本科生，但也是建國以來最難考的一屆，該班的同學主要來自北京、上海、河北和江蘇，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農村學生占2/3之多。
他們畢業後到過農村、去過工廠、下過基層，然而改革開放以後，他們卻成為優秀的領導群體，堪稱中國金融黃埔系。看看這個班級的貢獻吧。
時光荏苒，當時的班支書戴鳳舉成了中國再保險有限公司的總經理，班長楊任遠是原江蘇省國土資源廳廳長、現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委員，學習委員李金華是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文藝委員樊晡生為原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機關黨委書記，宣傳委員譚純喜是中國審計報社社長，小組長王希坤是原中國光大銀行副行長，課代表姚遂是原中央财經大學副校長，還有中國進出口銀行副行長錢中濤、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曾廣宇、原華夏證券董事長邵淳、原上海市工商銀行行長沈若雷、原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姚得骥，等等。
毫無疑問，對于他們，吸引我們更多眼光是他們的經曆，他們這些人身上聚集了當今中國領導者的諸多特質。這可以讓我們洞悉許多，包括中國經濟的變遷，中國金融業的發展曆程及未來走向。
與現在火爆的金融專業相比，當時的金融系可謂門庭冷落。
當時國家重視重工業發展，機械、動力、水電等專業比較吃香，人們對金融甚為陌生，對于銀行也隻知道與信用社有關，大多數同學“毫不情願”、“稀裡糊塗”地報考中财院，以至于入校時還認為金融就是“冶煉黃金”。盡管系裡組織了系列專業思想教育，一些同學仍然“專業思想不穩”，執着于自己的特長，如姚遂的古典文化、王希坤的書法、邵淳的版畫等。
由于當時特定的曆史原因，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惟一“藍本”是蘇聯老大哥，中國培養建設人才的模式也不例外。據姚遂介紹，當時的一些專業課程，特别是基礎理論方面，受蘇聯的影響很大。
現年70多歲的王佩真教授是當時金融系副主任。1952年7月畢業于人民大學的王佩真是新中國的第一批碩士研究生。據王佩真回憶，當時人民大學金融專業的導師都是蘇聯專家，專業課程基本上是蘇聯那一套，以至于在上研究生之前還不得不集中強化俄文。
王佩真給62（1）班主講的是基礎理論課——貨币銀行學，其中資本主義部分主要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則依照蘇聯的那一套來講授，另有一些就是中國當時自己摸索出來的一點東西。
另一位老師，現年76歲的俞天一主要教授工商信貸與結算，這是一門業務骨幹課程。因為當時銀行有三大中心：信貸中心、結算中心及現金出納中心。俞天一解放前就在上海私人錢莊工作，解放後考進中國人民銀行，一直搞信貸工作。期間，他幾乎是一邊工作，一邊在人民大學學習，但學習的課程全部是從蘇聯翻譯過來的“黃皮書”。
據俞天一介紹，1957年反右時，中财院的一些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好多人被下放到廣西、雲南等邊疆地區，1959年，人民銀行總行便調他和其他幾個黨員去充實教師隊伍。兼有“土辦法和洋辦法”的俞天一比較重視業務實踐。他講課時也簡單介紹蘇聯的東西，但主要講中國當時怎麼做，蘇聯的東西在中國怎樣實行，中國為什麼要這麼做。
1965年下半年，由俞天一和劉春陽帶隊，金融系62級100人開赴武漢，到人民銀行武漢分行進行工商信貸課的專業實習。實習的3個月中，學生們分散到各辦事處、營業所，跟随信貸員站櫃台、跑工廠，親身體驗了基層信貸工作的酸甜苦辣。
接受《經濟》雜志采訪的62級（1）班的同學都談到，當時的學生生活非常清苦，班上70%的同學靠國家每月12元左右的助學金生活，校園裡清一色的補丁衣服，許多人從1962年進校到1968年工作期間沒穿過一件新衣服。宿舍裡沒有開水瓶，隻有用大鐵壺打開水，常常喝涼開水。
盡管如此，當時大家卻滿懷熱情。李金華接受《經濟》采訪時回憶說，這與當時的整個社會氛圍有很大的關系，國家在遭遇自然災害之後，經濟形勢開始好轉，學先進人物的活動頻繁開展，1962-1966年期間整個形勢比較穩定，社會風氣很好。
王希坤回憶說，當時大家争學雷鋒做好事，看到誰的被子髒了，就趁他不注意給他拆了洗了、縫好疊好。王希坤還學會理發，免費為同學服務，在班上男女生頭上都下過剪刀。
那時的學生很單純、很理想化，沒有想過今後要當什麼官掙多少錢。邵淳回憶說，當時校園裡流行一句口号：“我們要為黨工作50年”，為鍛煉身體，他每天早上跑10圈，然後再玩半個鐘頭杠鈴；為鍛煉意志，在酷熱的夏天，在樓中間滿是碎石子的平台上，跟同學光着腳比跑步，看誰先趴下，身上曬得冒煙也咬牙挺住。邵淳說，這也使他們這幫人都養成了一個特點：幹事特認真，幾十年如此。
臨近寫畢業論文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1966年4月1日，學校正式停課，學習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及紅旗雜志。兩個月後，畢業分配的初步方案出來，除了部分留校任教，大都分到财政、銀行系統。但随着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學校，分配方案反反複複改動7次，在“砸爛資産階級教育路線”、“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等方針指引下，原來65%留京的分配方案也“砸爛”了，畢業分配徹底遵循“面向基層、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原則。在“文革”中成為“保守派”的金融62（1）班，無一人留京，大都被送到新疆、甯夏、甘肅、青海、廣西、陝西、雲南等艱苦地區，并且多數人直接到村裡報到，跟當地社員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姚遂說，當然同學們滿懷革命熱情，“我是黨的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大家不但毫無怨言，而且還做好紮根基層的思想準備。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此後全國進入無序狀态。62級的畢業分配被迫拖到1968年。周恩來同志在北京高校視察一圈後指示，給本應在1966年7月參加工作拿工資的同學們發見習工資，1967年7月同學們從學校領到46元的工資。1968年6月，最終的分配方案出來，同學們拿着報到通知單奔赴祖國各地，許多人還把離校的日子定在7月1日。
邵淳介紹說，當時他們年級100人中，有一半的人到20幾個省的縣人事局報道，一半是留中央各部委，但在各部委報到後又一個派遣證把他們送到縣以下的更基層，隻有一個同學留在北京密雲縣。邵淳是1968年8月到河北省衡水地區故城縣報到的，然後就到村裡種地，一同去村裡還有其他6個大學生。
從北京到了僻遠的鄉鎮，他們所學的金融知識也一下子沒了用武之地。同時還得克服物質匮乏帶來的種種不便。為了紮根基層，有的同學還在當地找對象、成家立業。接受《經濟》采訪的同學表示，當時連到地區工作都沒有想過，更不要說調到省城、回到北京。據曾廣宇說，當時其他什麼都可以抛開，但對自己的專業戀戀不忘。1970年抽到縣文藝宣傳隊的曾廣宇找到縣委宣傳部，提出希望調到銀行工作，但宣傳部長以“我們縣裡找銀行幹部容易，找一個宣傳骨幹很難”為由拒絕。邵淳上班的縣文化館對面就是一家銀行，但縣文化局領導也沒有同意他的調動申請。
據《經濟》不完全統計，金融62（1）班的同學在縣以下基層大都工作了10年以上，都在當地組建了家庭。
二三十歲的時候是人生非常美好的一段，這群人都是在默默無聞中度過這段艱苦歲月的。譚純喜回憶起這段經曆時說，這是非常寶貴的财富，一方面了解了基層、了解了國情，另一方面還培養出一種韌性，以後再吃什麼苦都沒什麼了。
李金華在接受《經濟》采訪時還說，從現在許多省委書記、部長的簡曆就不難發現，好多人年輕時都插過隊，當過生産隊長、支部書記。
社會發展又回到正常的軌道，政府工作的重心也逐漸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在“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讓知識分子歸隊”等系列措施下，62(1)班的同學也随着經濟建設的大潮逐漸浮出水面。一些“蟄伏”于基層的同學一下子被提拔到地區銀行或省分行，希望調走的同學則被留下，有些省市甚至“按圖索骥”把尚在縣鄉默默無聞的同學調走。
1980年代中期，部分同學開始走上省級金融機構的領導崗位，并開始陸續調回北京。與此同時，這幫人工作的行業也開始分化。有做教師的，有從事審計工作的，有幹保險的，有做政府管理的，但絕大部分還是在銀行工作。
從計劃到市場，整個社會都經曆一場裂變。這批同學早年接受的是蘇聯式的教育，課程中很少有商品經濟的内容，從他們上中學、念大學到基層工作，國家一直搞計劃經濟；當他們躍上經濟建設的舞台時，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知識結構的轉型。尤其到了1990年代，在他們成為中國經濟建設、金融業發展的主力軍時，他們的知識結構就不僅僅隻影響個人的發展了。
原來長期在國有銀行工作的王希坤，1992年到了股份制商業銀行，一下子面臨着更大的轉變。王希坤說，以前是計劃模式，現在更貼近市場，就必須深入實際，從頭再學。
1993年參與組建華夏證券的邵淳也坦承，開始感到很不适應，他便自學計量經濟學、微觀經濟學，讀薩缪爾森、弗裡德曼，研究邊際效益、效益遞減等，還跟接觸的不同行業、不同對象學習，并一直持續至今。邵淳說，跟上大學時老師一瓢水灌下來不一樣，現在的學習是圍繞具體問題補充知識，針對性很強。
李金華則認為，在後來工作的幾十年中，他也是一邊自學，一邊參加黨校及一些培訓班系統學習，尤其在幹審計之後，對财政、金融、企業等都要十分熟悉，否則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審計工作很難開展。
應該說，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中留下了他們的身影，而他們一些人仍将影響着中國經濟體制以及金融體制的改革與發展。
正如姚遂所言，他們學這個專業有點“歪打正着”，當時是冷門，後來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後，一下子熱了起來，他們這些人也成為香饽饽、熱點人物。
然而，對于“班上為什麼出這麼多高官”之類的疑問，姚遂認為，在當時各種政治活動、政治宣傳以及老師的言傳身教下，他們這幫人的社會責任感及集體觀念都很強，能以大局觀為重，不會謀取私利，所以幾十年來，他們班上沒有一個人落馬。
王希坤認為，戴鳳舉、楊任遠、張懷儉、李金華等幹部在班裡很有号召力，全班同學能擰成一股繩，在這種氛圍熏陶下，不管當不當班幹部，主人翁意識都很強，組織協調能力都不錯，所以到一定領導崗位時，不但自己能盡心盡職地幹，還能帶動其他人，決不會是孤家寡人一個。
邵淳也承認，由于從基層甚至農村一步一步幹上來，他們非常清楚中國的國情，工作非常踏實，即使身居高位，也都很樸實，思想仍很單純；同時從艱苦的歲月中走過來，以後工作中出現的什麼困難，都感覺沒什麼大不了的。“經曆的所有挫折和痛苦都是财富，流過的每滴淚水和汗水都是珍珠”，邵淳對此深信不疑。
對于班上許多同學能夠一步一步走上領導崗位，李金華說，幾十年後回頭看，除了自身的人品、知識結構、業務能力等之外，也還要靠機遇。李金華認為，在他們成長過程中，國家的改革開放是一個很大的機遇，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急需經濟建設、經濟管理人才，當然，大機遇下還有自身的努力。
自1990年以後，62（1）班陸續回到北京的已有20多人，在其他省市的同學也基本到了省城。對于“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巨大變化，姚遂說，這是“時勢造英雄”。
沈若雷 上海市工商銀行、現香港上海商業銀行 執行董事 退休
楊志宏 北京中國工商銀行河南省分行 總會計師 退休
戴鳳舉 江蘇中國再保險有限公司 董事長、總經理 在任
陳永達 河北原青海省工商銀行副院長、現杭州工商幹部管理學院副行長
1924年6月，廣州長洲島，一所新型陸軍軍官學校創辦，學校以“親愛精誠”為訓，一時群英荟萃，成為中國近代著名将帥的搖籃。
盡管黃埔軍校在1938年被日軍炸毀，但其培養人才的模式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得到承傳，即選派重要幹部到學校任職任教，培養專門型、實用型高級人才。
1949年11月6日成立的華北稅務學校便是如此，當時的财政部稅務總局局長李予昂兼任校長，培養對象主要為全國省市稅局科長級在職幹部，為迅速建立起新中國自己的稅務體制起到重要作用。直到1960年以前，這所學校幾經演變，但辦學目标未變，即“培訓财政、金融系統縣局、行長以上的領導幹部，并為各财經院校培養師資”。
1960年，學校更名為中央财政金融學院，在保留幹部培訓學校的同時，開始招收高中應屆畢業生，但實質上從1962年起招，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停招，到1978年複校為止，學校培養的正規畢業生僅有4屆，為2000人左右。但就是這四屆，竟出了衆多中國财政、金融領域的高官。
财政部部長金人慶不僅與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同一年進校，而且經曆也非常相似。李金華的寝室北樓，而财政系的金人慶住西樓，二人同為班上的學習委員。1968年畢業時，李金華去了西北，金人慶則被分到西南，在雲南永勝縣糧食局工作，期間，金人慶養過豬、扛過糧包、當過糧店會計。
1977年9月，金人慶被提拔為縣糧食局副局長，後又調任縣财貿辦副主任、财貿黨委副書記。1980年至1983年，金人慶從縣委常委逐步升遷為縣長，之後調任雲南省麗江地委委員、行署副專員。
1985年起，李金華調審計署任副審計長，而金人慶也被提拔為雲南省副省長。金人慶擔任副省長的6年間，社會的評價是他扶持起雲南的煙草行業，不是以簡單的減稅、撥款方式，而是運用多種調節手段，促進了雲南經濟的飛速發展。
1991年9月，金人慶也調回北京，出任财政部副部長，4年之後，又調任國務院副秘書長、黨組副書記。數月之後，金人慶被任命為北京市副市長，1997年12月他又當選為北京市委常委、副書記。1998年4月，金人慶再次當選為北京市副市長3個月後，調任國家稅務總局局長。
2003年1月，金人慶在接受央視記者采訪時，當着攝像機鏡頭展示了自己的工資條，上面清楚地列舉納稅額為190.5元，他領導下的稅務系統通過同“跑、冒、滴、漏”做鬥争，去年的稅收成果達1.7萬億，增長12%之多。
今年3月的全國人代會上，59歲的金人慶被任命為财政部部長。輿論普遍認為，新任“财長”金人慶亦是“老财稅”，擔任過财政部副部長和國稅總局局長，此次重回财政部應是輕車熟路。
1963年從江蘇儀征考入中财院會計系的戴相龍，在學校隻完整的學習了3年，1966年4月1日學校停課之後，直到1968年與學校其他幾屆一起參加畢業分配，到了雲南省圭山煤礦工作。在圭山期間，戴相龍到井下挖過煤、當過煤礦會計，至1970年代中期調到省煤炭局任政治部幹事。
到1980年代初，國家組建農業銀行，戴相龍也得以調任中國農業銀行江蘇省分行撥款處副處長，其20餘年的銀行生涯從此拉開序幕。随後，戴相龍又先後調任江蘇省豐縣副縣長、農行江蘇分行副行長，至1985年調回北京，10年間，在經曆過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中國交通銀行副董事長、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等職位之後，1995年6月，在全國人大第八屆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上，戴相龍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在這裡戴相龍一幹就是7年多。在就任人民銀行行長期間，戴相龍将對自己及手下的要求歸結為一副對聯：上聯是“穩定币值促發展”，下聯是“依法監管保穩定”，橫批是“廉潔敢管”。戴相龍說，他肩負着重大曆史使命，絲毫不敢懈怠。
2002年12月，戴相龍調任天津市委副書記、代市長。今年1月24日，在天津市第十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戴相龍正式當選為天津市市長。社會各界普遍認為，具有豐富金融系統工作經曆的戴相龍的到來，将會對天津經濟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金人慶 财政系62級 原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現财政部部長
戴相龍 會計系63級 原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現天津市市長
史紀良 金融系63級 原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現中國銀監會副主席
金建棟 金融系62級 國泰證券原董事長、國聯安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長
高瑞科 金融系62級 原湖北省副省長、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