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作為中國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在社會各個領域以從未有過的速度快速發展。一家民營企業的健康發展，需要民營企業家素質的提高，更需要民營企業家克服其自身弱點。
金融危機給企業帶來了不小的經營壓力，随之而來的中小企業間的債務紛争也開始上演。3月23日，一年前轟動一時的發生在浙江省嵊州市人代會期間的“人大常委會委員打人大代表”事件有了處理結果——普田電器董事長杜仁堯揮拳擊打上海菱朝置業董事長黃林朝被處以500元罰款的處罰。
中國商報記者緻電浙江省嵊州公安局，局長宋國新再次向中國商報記者證實，“經司法鑒定，黃林朝的傷勢不構成輕傷，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42條，杜仁堯因毆打他人受到500元罰款的治安處罰。”
去年3月19日，嵊州市人民代表大會期間，代表在分組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市人大常委會委員杜仁堯突然起身，拔拳打了人大代表黃林朝。這位人大常委會委員的“一個拳頭”，将浙江普田公司杜仁堯與上海菱朝置業董事長黃林朝放到了輿論的審判台上。
相比較而言，在打人的人大常委會委員杜仁堯被千夫所指的同時，黃林朝則是收獲了史無前例的同情。就在輿論紛紛指責杜仁堯的不理智行為、并将其“妖魔化”的同時，記者通過多方采訪又了解到很多潛藏在“兩會拳擊”事件背後的問題。原來，圍繞着“拳擊”之前還發生了一連串打砸工廠、威脅等事件，一場浙商之間因為互相擔保所引發的糾紛在一年間不斷升級，一時間引起全國的廣泛關注。
由于擔保造成經濟糾紛是杜仁堯在會場‘突然襲擊’的主要原因。”嵊州市常委辦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員對中國商報記者表示。
原來，兩人的矛盾始于一樁近千萬元的經濟糾紛。按照黃林朝的說法，去年嵊州兩會前，他指責杜仁堯控制親戚的雙發公司，将優質資産轉移到自己名下，導緻雙發公司破産；而作為雙發公司貸款擔保人之一的黃林朝，因此要承擔雙發公司近1000萬元貸款的還款責任。
中國商報記者緻電杜仁堯，這位沉默許久的浙江嵊州普田電器公司董事長終于開始解釋了自2006年至2009年3月與上海菱朝置業産生的愈演愈烈糾紛。他第一句話就是：我們普田電器遭受的完全是無妄之災，上海菱朝置業一直糾纏普田電器，在2008年2月打砸了普田上海分公司，而事實上，對于事件發生的根源——擔保款問題，上海菱朝置業的表述都是子虛烏有的事。
杜仁堯對中國商報記者表示，這近千萬債務是杜仁堯的侄女婿所代表的雙發電器欠下的，與杜仁堯的普田電器沒有任何關聯，黃林朝卻要求杜仁堯代替侄女婿予以償還，并由此制造了一連串的打砸工廠、威脅恐吓等事件。
在2005年，擔任雙發電器法人代表的是杜仁堯的侄女婿杜小平，他為同一村走出來的黃林朝先後在嵊州農村信用⏭➰社提供貸款2000萬元的擔保，後來黃又為杜小平提供1000萬元擔保；2006年，黃林朝提供擔保的雙發電器公司最終由于經營不善，進入破産程序，遺留了950萬元債務，雙發電器資産盤掉清償100萬元，最終餘下850萬元，對這一債務，承受擔保責任的黃林朝難免有些不平衡。
“中國人有一個傳承下來的習慣，即俗話說的父債子還，反過來也可以說是子債父還，杜仁堯作為杜小平的叔叔，黃林朝希望把這個習慣轉嫁，雖情有可原，但于法不通。如果說黃林朝認為杜仁堯有控制雙發公司賬務的行為，應出具相應的證據，并且依據法律程序鑒定，而不應該實施打砸等暴力事件。”中央财經大學一位姓朱的法學博士對中國商報記者表示。
杜仁堯對中國商報記者表示，“因為擔保而背負850萬元債務，黃林朝産生不平衡心态是正常，但他帶人打砸工廠和發恐吓短信的行為給我的員工造成了不良影響。”
普田電器上海分公司袁同斌總經理在接受中國商報記者采訪時，氣憤地表示：“我們作為一個合法經營的公司，早在一年前的2月27日就遭受黃林朝打砸，損失數十萬元。并在随後的一年裡，一直遭受其恐吓與威脅。”
據他介紹，菱朝置業董事長黃林朝帶領5人打砸工廠的照片至今還在。
袁同斌對中國商報記者說，“當時，黃林朝對我說，‘你讓我通過法律途徑來處理，這樣講對你是很不利的，你要當心點。’”
中國商報記者緻電采訪嵊州市公安局局長宋國新、治安大隊副大隊長魏一龍的時候證實，“杜仁堯的工廠被砸造成很大損失、連續的恐吓短信造成工廠人心浮動”。此外，對于發生在上海的“打砸事件”，雙方當事人和上海當地警方都給予了肯定的回應。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其實杜仁堯和黃林朝兩個人都是三界鎮人，沒發生沖突前關系不錯，而且都是搞企業的，一個在上海發展，但對家鄉慈善事業貢獻很大；一個是本地納稅大戶，貢獻也很大。因為一場經濟糾紛就使得原本要好的企業家陷入僵局的深層原因究竟是什麼？其中又折射出中小民營企業存在的哪些尴尬呢？
從杜仁堯和黃林朝事件可以看到，這一債務糾紛未嘗不是當前一些民營企業家的縮影。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一事件所引起的一連串事件表明，在新時期，民營企業家急需構建一個新的和諧穩定的商業環境。
“沒有法治的商業，不可能有規則，在這樣的環境下的成功者，必然不會有規則意識，他們的成功就是靠無規則和突破規則取得的。必然會養成無法無天的個性傾向。”中央财經大學法學院黃震教授在接受中國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無論是黃林朝的打砸事件，還是杜仁堯的打人事件，無論是經濟糾紛，還是其他糾紛，說明他們均不相信法律，也不願遵守法律，而是想按照‘潛規則’來處理。”黃震表示，黃林朝的打砸事件與杜仁堯拳打黃林朝事件，反映的心态是一樣的，歸納起來，主要是兩種行為，一個似乎是經濟糾紛，另一個似乎是政治鬧劇，其實質是一回事。”依靠突破法律底線取得成功的人，一定不會遵守法律。據我個人的觀察，一部分所謂的成功企業家是極其妄自尊大的‘土皇帝’。”
“過去的‘土皇帝’集中于政治領域，現在重心已經轉移到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了。”黃震對中國商報記者分析指出，歸根結底，還是中國的集權專制傳統的毒瘤沒有清除，甚至已經發生了“癌變和轉移”，擴散到經濟領域，甚至擴散到整個社會的每一個細胞。
“把過去将公司作為中國社會變革的主體，修正為中國社會變革的對象，現在中國社會的大小公司，很多沒有獨立法人觀念，沒有健全的治理機構，尤其是民營企業。中國靠它們發展經濟還勉強，靠它們改造社會，是沒有太大可能或者也是希望不大。”黃震一針見血地指出。
黃震認為，“中國的公司需要啟蒙，這恐怕比中國公民需要啟蒙的任務更為緊迫和繁重。”他指出，在中國，靠民營企業家自身改變是沒有希望的。
黃震表示，“總體說來，我們還是要以寬容的心态看待杜仁堯和黃林朝事件：第一，他們也是受害者，因為沒有完成思想啟蒙，所以他們在成長過程中難免存在很多野蠻和蒙昧行為。第二，他們的境況并不怎麼好受，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他們實際也正處水深火熱之中。第三，一部分成功企業家的内心世界極為空虛和困惑，他們的真情已經被商戰蕩滌殆盡，‘窮得隻剩下錢了’。”
黃震惋惜地表示，本來這些成功的企業家都應該是所謂的社會精英、成功人士、人生楷模。但是，他們種種出格的行為，多少讓人深感悲哀。中國社會當前最可怕的是沒有常識、常理和常規，看來中小民營企業和企業家的文化改造問題依然任重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