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月1日起，北京離校的大學生們開始陸續返校準備複課。兩個非典“重災區”——中央财經大學和北方交通大學的領導們終于可以緩一口氣了。
當初，正是這這兩所大學最早做出了緊急調課的決定，離校的學生也最多。
4月16日傍晚，幾乎是在一瞬間，中央财大校園裡出現了上百名戴着口罩、背着行囊的學生紛紛撤離學校的場面。後來幾天，有4000多名學生先後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正是這天下午，黨委書記李保仁代表校黨委宣布：“從即日起，學校臨時調課兩周，5月8日恢複正常上課。”這是北京首家做出調課決定的學校。
頂着巨大風險和壓力拍這個闆兒的就是李書記本人。他說：“那是被迫做出的選擇！”
桃紅柳綠的時節，非典最早“光顧”了中央财大美麗的校園。4月9日淩晨，金融系退休的曹教授因高熱引起的呼吸衰竭去世了。老人去世前，醫院曾一度懷疑是非典，但他去世後，醫院又排除了這一診斷。老教授去世後兩三天的時間内，曹教授的10餘名親屬便相繼病倒；緊接着，曹教授居住的西塔摟從4層到16層，層層都出現了感染病例，連電梯工也不例外。
更糟糕的是，曹教授的兒子是中央财大後勤服務公司的總經理，在毫無防範的情況下，他與業務部門許多人都有過接觸。後勤的辦公室主任、财務主管、車隊隊長、副隊長先後也出現了高熱症狀。
從4月12日到15日，4天内有8位教工、6位家屬住進醫院。平均每天3.5人。
突如其來的疫情，不僅打亂了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也讓身體健朗的李書記身心備受煎熬。
———學校正式發現非典病人以後，“120”總是聯絡不通，有的病人輾轉送了3個醫院，沒有一家肯接收；
———部分教師被感染，半數以上的課程已無法正常進行；
———後勤人員紛紛病倒，整個後勤面臨癱瘓的局面，而他們和學生日常生活的聯系最為密切，潛藏着極大的危險；
———藥品供應、防疫措施無法到位。行政人員帶着支票四處采購消毒用品、防護用品或藥品，結果總是空手而歸。而校醫務室的大夫，每天要用兩口小鍋熬出供全校5000師生服用的湯藥，盡管她們的手上都熬出了濕疹，還是供不應求；
學生的心态已開始動蕩，即便是把他們安頓在教室裡，已沒有人能繼續安心上課……
中央财大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一天淩晨4時，一位難以入眠的老教授給李書記打來電話，用顫顫巍巍的聲音詢問：“你打算怎麼辦？”
李書記聯想起英國劍橋大學一位教授的“煮魚理論”：在沸水的情況下，如果把一條活魚扔進去，它會立即反彈出來，但這驚人的一躍可能會使這條魚死裡逃生；相反，把魚先放在冷水裡，然後架到火上慢慢加溫，當魚開始感覺不對勁兒的時候，它已全然無力反抗了，因為一切都為時已晚。
“我們不能坐以待斃，而應該更多地想想在危機時刻的求生之路。”李書記認為，學校要以保護學生為本。目前所能想到的最好辦法，就是盡快讓學生疏散，避免集中感染，然後把精力和人手騰出來，集中做學校的消毒防疫和已被感染的數名教師的治療工作。
在沒有得到上級明确的指示之前，學校隻好根據本校的實際情況擔起責任來。中國人用詞向來講究，直接說停課，學校擔心不妥，既沒有這個權力，也不想把動靜搞得那麼大。思來想去，他們終于想出了一個絕好的詞———調課。
疫情繼續上升。到4月20日，中央财大已有25人被送進醫院，其中教師18人，職工7人。
“驚人的一躍”成功了！從疫情發生直到今天，無論是留在校園内的，還是離校的，沒有一位學生被感染。這是李書記目前最感欣慰和幸運的事情。
與中央财大僅一街之隔的北方交大，繼中央财大之後也遭受了非典的爆發性襲擊。有所區别的是，他們感染的對象集中在學生這個群體。
自4月19日開始，該校離校的學生高達12000多名，留校的不過2000人。這個數字，無疑是北京高校離校學生人數之最。
對當時的一切，校黨委書記張永生生記憶猶新———4月17日中午，計算機學院住在交大嘉苑B座15層的幾位男生出現了高燒症狀。為避免漏診或誤診，學校及時将他們進行了隔離，并作為非典疑似病例上報北京海澱區疾病防治中心。同時，他向北京市教工委、教育部做了緊急彙報。
學校不停地給“120”挂電話，可是一整天過去了，沒來一輛救護車。
張書記當時就急了，他對車隊隊長何金良下命令：開車把生病的學生直接送到人民醫院去！
強制性的行動也沒有奏效，當時已成為重點疫區的人民醫院已沒有收治能力。
“北京市委副書記龍新民、市教工委書記朱善璐接到我們的求援電話後，從當天下午5時開始出面幫助協調，一直到次日淩晨3時40分，才算把第一批非典疑似學生落實到了北京胸科醫院。”事後，張書記掰着手指計算他這段時間内所忍受的煎熬，“由市委副書記親自出面，還要花近10個小時才能把學生住院的事情搞定，可以想像學校當時的工作有多麼難，壓力有多麼大！”
幾位患病學生分别住在交大嘉苑B座的12層和15層，他們全靠電梯上下。而集中居住在這座學生公寓的人數多達4000人。萬一出現大面積交叉感染，不堪設想！
由普通教師走到校黨委書記崗位的張書記，平素說話一向溫文爾雅。但在這天深夜，在辦公樓裡等消息的幹部不斷聽到他在電話中發火的聲音。
4月18日晚7時30分左右，在學校普遍加強了體溫測量和監測後，嘉苑B座又新發現了兩個發燒的學生。
生病的學生照舊送不出去。最後，還是通過教育部幫助，由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高強親自聯系，才将病人送到解放軍302醫院。
停課的決心是很難下的。本來，北方交大4月18日給全校師生下發的通知仍然是：4月21日（周一）照常上課。然而，短短幾天内，疫情不斷擴大，學校共出現發熱症狀31人，其中送醫院治療的13人，校醫院治療觀察18人，重點監測觀察的85人。出于對學生生命安全的考慮，學校領導4月19日再一次召開緊急碰頭會議，經過反複斟酌、再三權衡利弊，直到當日下午3時才做出最後決定：将本學期教學計劃自4月21日起暫時順延一個月，恢複上課時間另行通知。
放假不等于“放羊”。學校要求符合離校條件且自願離校的學生，須按學校規定，在辦理《離校學生登記表》後方可離校。離校的條件有三條：1、未出現發燒、也未與非典或非典疑似患者有密切接觸者；2、家住外地非疫區的學生；3、離校期間，在京學生如出現與疫情有關的情況須及時報告所在學院采取相關措施；離京學生須經學院同意方可回校。
伟德發出以後，學校安排顔吾佴副書記挂帥，帶領400名教職工專門做離校學生的聯系工作。
“4月20日是個轉折點。自那天以後，有關方面的工作正常了，學校也穩定了。”在不同的時間、地點，中央财大李保仁書記和北方交大張永生生書記發出了完全相同的感慨。
一個學生網民4月24日在北方交大BBS紅果園上發表看法說：“在兩個星期以前，我們還是以旁觀者的身份在為香港、廣東的市民擔憂。沒想到它竟然就發生在我們的身邊，發生在交大校園，而且是在衆多高校中最先大規模爆發的。既然已是既成事實了，我們隻有努力應戰。但我們都不是專業人士，面對災難，所能做的是積極預防，及早切斷傳染源和傳染通道。交大的應對措施，我認為還是很得當的，從最初的停課，到調整教學計劃，到現在的封校。”
一直留守在中央财大的澳大利亞專家特倫斯·埃根5月21日緻信給王柯敬校長：“我很想值此非典時期表達我個人對您誠摯的謝意！事實上，領導層做出的決策絕非局外人想像的那樣簡單，尤其在這個非常時期，往往有許多做法是公衆所不能理解的，許多因素是常人考慮不到的。我特别贊賞您所采取的各項有力措施。”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憂郁，也不要憤慨，不順心的時候暫且容忍，相信吧，快樂的日子就會到來；心兒永遠向往着未來，盡管活在陰沉的現在，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會過去，而那過去了的，就會成為親切的懷念。
這些知心的話，對于學校領導是一種莫大的安慰，讓他們感覺如釋重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