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歡爬山，在爬山的過程中，每當你爬到一個新的高度，就會感受一種全新的境界，前方又會有新的風景在等待着你。”
的确，從韓複齡的言語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治學和爬山殊途同歸的意蘊。從工科到管理學再到經濟學，從埋頭理論到深入實踐，韓複齡學術道路的每一步軌迹都承載在濃厚的個人興趣和敏銳的時代判斷之上。
80年代初，中國剛剛跨入改革開放的門檻，這時的韓複齡即将工科畢業，經濟改革的大潮迎撲面而來，為了趕上時代脈動的節拍，他毅然放棄了苦讀四年的工科專業，轉而攻讀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專業的研究生。畢業留校後，韓複齡便一門心思地撲在了經濟管理理論的教學和研究上。
“在我的人生旅程中，最重大的轉折就是從一個工科的學生轉型為金融學的教學和研究者，工科的學習背景給我奠定了缜密的邏輯思維，管理學、經濟學的經曆又使我習慣于從一個宏觀的角度去觀察問題，我現在從事的金融教學和研究工作，既需要相應的技術背景，又需要宏觀的視野，隻有将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方能把握金融發展的清晰脈絡。”
1992年，韓複齡被公派到波蘭西裡西亞大學，一邊做訪問學者，一邊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當時正值東歐各國普遍采用休克療法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
“轉軌時期，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需要一個協調配合的過程，我們見證了東歐市場化初期的動蕩。”
東歐市場化改革給韓複齡帶來很深的思考——在一個市場經濟不發達、計劃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國家，怎樣向市場經濟轉軌？當時有兩種方式可供選擇，一種是東歐激進式，一種是漸進式。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到底應該選擇何種模式？
回國以後，韓複齡和他的同事們潛心研究，選擇了符合中國國情的漸進模式。“我們是先找最容易的地方改，現在容易改的都改過了，不容易改的像金融改革，比如說國有銀行改制上市，都留到了最後。”
1996年，韓複齡在中國證券市場研究發展中心研究發展部任職一年後，開始将重心逐漸轉向對證券市場和資本市場的改革和發展的研究，也曾參與過證券法的制訂，征求意見等等。當時的中國證券市場剛剛起步，還有很多不規範的地方。韓複齡親身到企業、上市公司做了大量的實地考察，力求對中國資本市場的狀況有一個基本了解，并寫下自己的一些思考。
“當時覺得我國金融改革側重于宏觀金融，包括金融方案、金融體制、金融架構等等，但是缺少微觀金融的操作性設計，如方案如何實施，怎樣才能恰到好處……”通過對自己的學術方向進行逐步定位，韓複齡最終确立微觀金融和資本市場作為自己學術研究的主攻方向。
“作金融的教學研究絕對不能坐而論道，必須對企業對市場有一個親身的把握。”
在科大任教期間，韓複齡有意識地選擇去一些企業挂職。1988年，韓複齡來到唐山鋼鐵公司，在這裡，他系統地研究了企業制度、管理等相關問題，增加了切身體會。
“做金融方面的研究，既需要理論的準備，更需要實踐的提升，二者不可偏廢。特别是一些實踐性較強的課題研究，如果沒有企業實踐的積澱，是很難提升深度的。比如，對資本市場的研究，就需要深入上市公司、證券公司進行調研，進行大量的數據搜集和處理，閉門是造不出好車的。”
1997年，韓複齡離開科大，來到中國的财經黃埔－中央财經大學任教。同樣，他一邊從事教學研究，從理論上把握中國金融改革的路徑；一邊在一些金融機構兼職，參與實際的工作，從實際操作來驗證自己的理論是否正确、合乎邏輯，是否最佳。
帶着嚴謹的态度，韓複齡深入研究了大量的課題，比如公司改制上市、公司并購，人民币彙率改革等等。他出版了十幾部學術著作，發表了上百篇學術文章和調查、研究報告，韓複齡笑稱自己算是“見證了中國金融改革的後半段”。
“作為個人來講，要不斷認識社會和個人，才能給個人一個恰當的定位，适時補充知識結構、完善能力結構，方能做到知己知彼、與時俱進。”這是韓複齡的人生信條，或許也是他考察很多地方金融制度後的切身體會。
1999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後，韓複齡去了台灣。“台灣的金融業開放是有選擇的開放，不是一下子全面開放，所以說東南亞金融危機，對于台灣就沒有太大的影響。”
2002年，韓複齡來到荷蘭蒂爾堡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擔任短期的訪問學者，期間側重考查了荷蘭的銀行制度。“荷蘭的銀行的經營是一個多元化的經營，是一個綜合化的經營，當時我就考慮這種全程的銀行制度怎麼樣避免風險失控，在這方面有什麼好的做法。”
“比如說荷蘭農業銀行，它是荷蘭第三大銀行。它的經營比較全面，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對農業的貸款，也做了好多業務，比如證券業務。一方面業務面比較廣，另一方面對産品的挖掘也比較細。它的市場細分是很到位的。”
2003年，韓複齡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從事博士後研究，在經濟所的兩年時間裡，他和國内最頂尖的學者一起探讨中國經濟改革的路徑和走向，從制度設計到方案選擇，每一次學術讨論會都凝結着他們的深度思考和真知灼見。
通過這樣的思考與提升，韓複齡逐漸把工作融入生活，把生活融入人生。他在治學路途上不懈地攀登着，一步一個台階。冀望在高處，或許是曆練人生的必然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