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經濟學博士郭田勇(右)與主持人新浪财經圖片
11月8日14：00，中央财經大學中國銀行(5.55,0.00,0.00%)業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經濟學博士郭田勇做客新浪聊天室，聊天主題為：入世五周年——全面開放後的銀行業。以下為聊天實錄：
主持人：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進入新浪嘉賓聊天室，今天我們非常有幸請到了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經濟學博士、中央财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博士，郭博士也是我們新浪财經的專欄作家，今天我們聊天的主題是入世五周年全面開放後的銀行業。相信在這樣一個開放的前夕，我們和對銀行業有着深厚研究的郭博士進行一場聊天，能夠幫助我們更多網友對銀行業格局有有更為清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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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田勇：各位新浪網友，大家好！非常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能夠與大家進行交流。
主持人：我們知道今年12月11日金融業全面開放，五年來金融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02年的時候，整個輿論界對我們金融業是非常悲觀的論調，但是到現在工行上市卻創造了全球IPO的紀錄，郭老師能否簡單地給我們回顧一下入世五年這一翻天覆地變化過程。
郭田勇：确實如主持人所說，入世五年中國銀行業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比如說我們從中外資銀行力量對比上來看，外資銀行這五年，按照我們當時加入WTO的承諾，進入中國的速度也在不斷加快，中國銀行業的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外資銀行由過去的177家到2005年底，達到了254家，增加速度非常快，同時外資銀行現在已經有25家外資銀行參股了20家我們中級銀行的股份，中外銀行的⏭➰範圍也在不斷地擴大。
同時中國一直按照我們加入WTO當時的承諾，我們在五年之内放開我們銀行業市場，到今年的12月11日，我們将從地域上、業務領域上，客戶對象上，我們國内市場将對外資銀行全面開放。
如剛才主持人所講，我們這五年，通過加入WTO，中資銀行确實發生了非常大、非常喜人的變化，比如說在五年前，2001年，我們中資銀行，我們的貸款率高達25.4%，
郭田勇：對，那時候還是四級分類，25.4%，到現在五級分類的貸款率已經控制到8%左右的數了，降得非常快，之所以這麼快也得益于中外銀行相互⏭➰的環境下，推動中資銀行加大改革的力度，比如通過國有銀行進行改革，剛才你所講的，我們現在交行、工行、建行都已經分别在境外或者境内都已經上市了，實際上在回想起來，在2001年剛加入WTO的時候，大家對國有商業銀行能不能走入國際資本市場，很多人是有懷疑的，甚至2003年我們初步剛開始改革的時候，大家也對國外投資者願不願意來投資國有銀行，也是有懷疑的。但是，應該說經過我們這幾年，我們堅定不移地對外開放政策，确實使我們銀行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郭田勇：我覺得可以從四個方面概括：首先加入WTO以後，這五年，中資銀行的制度發生了很大的變革，當然這個制度主要指産權制度，我們在改革的過程中，包括引進海外戰略投資者，使國有銀行的股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同時海外戰略投資者進入以後，又給我們引入了現代公司的一個治理架構，我們現在正初步形成一套現代銀行治理結構，這個就是我們從産權上，從制度變革上。
第二點，我想也對我們管理模式帶來一個很大的創新，以前我們國有銀行，我們在管理上都是采用總行管分行，垂直性直線性的管理，分行隻是行長對總行的行長負責，現在外資銀行進入以後，我們吸引他們的方法，發現外資銀行是縱橫管理，這一點我們中資銀行這個也是能使管理效果更高，更有效，現在很多家銀行也在學習和借鑒外資銀行的管理辦法。
同時外資銀行很多業務上，比如說它對于風險性很高，技術新很強的業務，比如資金交易、信用證審核，還有衍生産品的交易，不是放在分支行、網點裡做，而是集中起來，成立一個交易中心來做，事業部是一種交易中心。我們現在注意到很多中資銀行，這樣可以集中控制風險，中資銀行和很多銀行也在上海成立了一些金融交易中心，審核中心，這樣集中管理有利于控制銀行風險。這是管理模式上，外資銀行使我們獲得了很多提高。
第三點，我想在具體的金融産品的設計和開發上，比如說到現在，很有網友記得，2001年我們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2002年有一件事情，南京愛立信把本來的中資銀行，國有銀行開的賬戶退了戶，轉到外地銀行開賬戶了，當時大家說，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中資銀行不能做應收賬款的買斷，代理收回金融貸款，金融詞上是保理業務，外資銀行卻有這個服務，我們中資銀行也意識到這個差距和不足，我們也迅速地進入了産品方面的創新，到現在我們來看，像保理具體的金融産品已經在我們中資銀行很普及了。
第四個方面，外資銀行進來以後，這五年來看，也使得我們金融業的經營格局和監管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别是通過外資銀行創新性的金融産品和對我們監管層，對我們的監管也提出了一個很高的考驗，比如說我們注意到，我們在監管層，中國銀監會也成立了相應的業務創新監管協作部，針對金融創新和跨行業性的金融産品，但是這塊産品有很多外資銀行先搞，我們中資銀行我們有後發優勢，我們也會跟得非常快，這樣推動了金融創新的發展，當然也相應地使得金融監管的水平不斷提高，這是我總結的四個方面。
主持人：金融業作為國家的一個命脈支柱行業，我國金融業的改革都是在改革與開放相容推進的環境下進行的，郭老師能否就此給我們簡單回顧一下政府的這種改革思路？
郭田勇：至少做三個方面的總結，首先我們對外開放和金融改革的總體思路上，首先一個特點：從我們以前外資銀行進入，從我們以前重視引進資金，到我們現在重視引進管理和技術，這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以前大家知道，比如說我們在90年代的時候，我們國家政府，特别是在90年代中期，我們的國家外資儲備數量非常少，那個時候我們特别需要外資進入，我們也把外資銀行進入作為一個外資流入中國一個重要的投入，引入資金，更早一點的，包括我們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榮毅仁先生牽頭組建的中國信托投資公司，主要目的是想把海外的資金引入到中國來，通過這個橋梁。
随着加入WTO以後，這個理念發生了變化了，因為我們發現從⏭➰的平台上來看，對我們中國銀行業來講，我們最需要不再是資金了，是怎麼樣提高我們經營管理水平，所以這是我們回顧這些年金融開放以來的重要特點，我們現在更加重視提高管理，就像你剛才說的，以開放來促改革，開放以後，把外來的銀行先進的管理方式拿來推動我們國内銀行業的改革。
第二個特點，進而演化成，呈現出一種從業務⏭➰到股權合資的一種轉變，我們以前外資銀行進來以後，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在包括加入WTO以前，主要是業務上的⏭➰，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比如外資銀行通過中資銀行進行資金拆借，共同發放一筆銀行的貸款，這種業務上的⏭➰，到加入WTO以後這幾年，我們就發現，我們更加重視這種股權上的一個⏭➰，包括我們通過引進海外戰略投資者，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方式，我們來推動國家國内商業銀行的改革。
比如在商業銀行的改革過程中，盡管在去年、前年，我們注意到有很多評論，對國有商業銀行、戰略投資者的問題在社會上發生了較大的争議，比如賤賣論、安全論等論調，說明了把社會各方面的質疑總結出來，這些質疑我個人來看，首先也說明了我們國有銀行以及戰略投資者的過程中，并不是說一點問題也沒有的，但是我們從主流上來看，剛才我們講工行，在香港發行成功，我們确實也要看到，通過進入戰略投資者之後，也在客觀上提高國有銀行在國際上的一種品牌和影響力。
主持人：事實上，我們看這幾家國有上市銀行，最後估值都是達到國際上最高的，甚至超過國際上的最高的價格發售的。
郭田勇：外資銀行在裡面起到了隐性擔保的作用。因為國外的投資者們一看，這麼好的國外銀行入股我們中資銀行，國際投資者們也蜂擁而至了。有這麼一種效應。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确實戰略投資者的進入，中外資銀行的股權⏭➰确實對我們提升中資銀行的經營管理水平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因此我們說，從業務⏭➰到股權⏭➰這種思路的變化，有可能真正地使得我們中外資銀行最終達到一種雙赢的一個效果，這是我感覺第二個呈現的特點。
第三個特點，我想我們回顧五年過渡期，我們從對外資銀行的管理上，從以前的一些帶有一些限制性措施的管理，逐漸轉變到審慎銀行監管了，這個怎麼講呢？比如說我們在加入WTO之前包括剛剛加入WTO的時候，從管理層來講，經常有點擔心，外資銀行發展速度太快，市場占有額拿得太多，所以我們對很多業務進行了規定，比如在上海市曾經規定，外資銀行吸收開放人民币業務，人民币吸收總量不得超過總的存款量的50%，我限制這個量，為什麼呢？我們擔心它發展太快，對我們中資銀行沖擊太大，實際上這些條款屬于一些非審慎性的限制性條款，現在我們說，經過這幾年發展到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一看，我們确實已經基本上過度到以審慎性的監管為基本原則，我們并不是說怕你外資銀行進入以後，對我們中資銀行的業務有多大的沖擊，所以我們限制你開展業務，而是我從控制風險的角度考慮，我要采取控制風險的角度，統一來制定遊戲規則，主要基于風險的考慮，所以說，我們現在從限制性措施過度到審慎性的監管，這是五年來發生的很大的變化。
主持人：說到這兒，正好想到一個問題，12月11日金融業對外全面開放，監管部門今年以來也一直在為這個開放做準備，現在已經向各個外資銀行下發了外資監管條例征求意見稿，其中有些條款引起了很大的争議，包括按照法人機構設立機構，包括對資本金這一塊，以及吸收存款，相應地隻能吸收多大數額以上的，您怎麼看這次的外資監管條例的修改？
郭田勇：如果總的來講，就是我們監管部門采取了一種按照國民待遇原則，采取審慎性的一個監管的重要表現，怎麼說呢？就是說金融全面開放，并不等于盲目開放，或者說金融開放與審慎性的一個監管并不矛盾。
這個我們從國外，我們從西方發達國家來看，實際上也都是采用一些相同或者相似的辦法，因為我們加入WTO簽的協議，WTO的入世協議實際上有一個保障條款和審慎例外的原則，一個國家監管機構要按照防範金融風險的角度進行審慎性監管，這樣的話，如果說在這種審慎性的監管的框架下，可能對外資銀行在某些方面出于風險的考慮做出一些要求，這是合理的，也是合規的。
你剛才說的銀監會準備修改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八月份下發給外資銀行看，一開始有些外資銀行提出過疑義，但是并不多，也是情理之中，因為在外資銀行母國裡面，美國的金融監管機構對外資銀行的進入就是采用這樣的标準，如果說你要經營我這個國家的本地業務，那麼你就要注冊成獨立的法人機構才可以做。
郭田勇：我們想也可以說是落實國民待遇的原則，兩個點：一個落實國民待遇原則，第二是從控制風險考慮。
我們國内的中資銀行都有獨立的法人銀行存在，外資銀行如果以以前的分支機構在我們國内市場上跟中資銀行同時來做這個人民币零售業業務的話，就會存在兩個問題：一個是從成本上的一個不平等，因為我們中資銀行一個獨立機構，我們需要有資本金的要求，外資銀行分行不要有資本金，隻要有日常營運資金就可以了。這就不公平了，對中資機構不公平。
另外是從風險上考慮，實際上對外資銀行的監管，這個分支機構在中國的分支機構主要接受的是外資銀行母行，總部所在國的監管機構監管，對它總部進行監管，同時總部對它分支機構進行内部管理了，但是并不能将其納入到我們國内的金融監管體系之中，或者說由于它沒有資本金的投入，我們國内監管機構并不知道這家外資銀行的分行經營的風險究竟有多大，因為你沒有辦法監管他們總部去。
所以現在要求，實現體現國民待遇的原則，中外資銀行一視同仁，都以注冊成獨立的法人機構的方式來經營人民币零售業務，我認為這是體現國民待遇原則的。
當然說，對于外資銀行的分行，仍然可以存在，但是分行現在按照我們監管層的準備出台的條例，分行如果要經營人民币業務的話，隻能經營一些批發性的業務，比如說财經存款，單筆存款一百萬，而且隻能吸收定期存款，不能開小額的人民币零售業務。所以說這個應該說是，我們監管機構也是在借鑒了一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銀行開放中的監管經驗制定出來的這麼一套條例。
當然說，可能一些外資銀行為了經營我們人民币的零售業務，到我們中國注冊成法人機構以後，可能會存在一個問題，它在短期内很難達到我們監管的标準，因為我們按照中外資銀行國民待遇原則，外資銀行做人民币業務以後，我們也要對它實施像中資銀行一樣的監管标準，比如說我們銀行存在比，不能超過75%，我們對單一客戶貸款比例不能超過所有者權益的10%，這些我們是在《商業銀行法》中，我們有法律規定的标準，這樣我們适用于外資銀行獨立注冊的法人機構，我們也要适用。這個時候卻存在着一個問題，外資銀行現在可能是貸款量比較大了，但是它剛開展人民币零售業務，存款量比較少，吸收存款非常少，這樣的話，存在貸款除以存款可能能達到百分之好幾百的數，因為我們要控制在75%之下，這樣的話在短期内很難達到，也有可能，我們監管機構會根據這種特殊情況，設立一個過渡期，在對這個條款設置一個過渡期，其他條款比較容易達到。我想這也是一種根據我們中外資銀行，根據我們的開放情況，一種實事求是的監管措施。
主持人：這個外資監管條例其中可能還會涉及到一些重大的事，大家比較關心股權，股權投資比例的上限的調整，因為我們看到前一階段央行通過研究報告放出風聲，可以适時适度放寬投資中資銀行的持股比例，您怎麼看？
郭田勇：我個人認為，逐漸地放寬最高持股比例這個限制，應該是一個趨勢，現在來看，對于國有上市銀行，我們是牢固地采用國家控股的方式。
郭田勇：超過一半以上，51%基本上國家能夠說了算，确實按照我們以前的管理條例我們規定是說，外資銀行持有中資銀行的股份，單個銀行持股比例不能超過20%，總的不能超過25%，而且現在外資進入廣發行中，現在我們看到了，也有可能會出現，作為第一個案例，也有可能會出現比例往上升的一個可能性。
我們要采取一種漸進式的開放思路，由于我們現在幾家國有銀行占整個金融資産總份額的60%，這樣的話中央政府為了保持對金融業的一種絕對控制力，所以這塊股份确實我們要保持國家的，中央的絕對控股。
對于一些小的金融機構，我認為可以作為一種試點也好，或者作為一種從小的金融機構，可以讓外資銀行持有股份适當加大，比如這裡面有這樣一個問題，雙方進行了股權⏭➰，如果你外資銀行，比如花旗銀行在競标廣發行，我們可以這麼想像，如果你隻給他20%的股份，他可能覺得，收購以後未來獲得的收益比預計收益小，另外一方面，他覺得可能沒有絕對的控股權，他沒有能力改變以前銀行落後的工資制度。必須得讓我相對控股，絕對控股，我才能在銀行董事會說了算，能夠把銀行按照我認為比較好的公司架構的方向改善，才能真正提高我們銀行業的公司治理能力。所以說，因為我們銀行業開放，我們根本的目标就是要提高銀行業整體的運營效率，管理的水平。
郭田勇：對。所以說開放，我們适當提高比例還是有利于達成這種目标的。當然也有很多人擔心，會不會存在宏觀層面的一個安全問題，我這麼想，宏觀層面的安全首先微觀是宏觀的基礎，如果每家銀行都能夠成為一個健康運轉的一個小實體的話，那麼宏觀層面可能金融安全就得到了一個基本的保障。我們現在實際上就是從單一的每一家銀行進行改造，讓外資進入，就是來夯實宏觀層面的微觀基礎，我們給它打實。
另外從宏觀層面确實也存在一個金融安全的問題，從宏觀層面的金融安全來看，我想這裡邊一個很重要的，比如說中央銀行和政府相關宏觀管理部門經營調控也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為什麼會發生金融不安全，通常是企業破産，同時銀行金融隐患非常大，不良貸款非常多，這樣會經受風吹草動，這樣會發生金融風險。
這裡邊國家宏觀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說我們現在前幾天，央行又上調了存款準備金率，我看很多人對這個事談了看法，确實是我們現在金融流動性非常大，籌資數量非常大，有放款沖動，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這個基本情況，我們回顧中國從80年代到現在，每一輪經濟的大起大落，經濟從過熱到國家緊急刹車，每一輪大起大落的結果，經常形成了大量的銀行不良貸款，都是在經濟大起大落中形成的。
所以說，我們不能說現在因為商業銀行有一個很強的一個放款沖動，覺得我籌資回來的錢鼓勵他大量放款，如果鼓勵他大量放款的話，第一可能會使宏觀調控的成果喪失殆盡，第二，銀行大量地貸款投放出去以後，再過五年後回過頭來看，如果沒有先做一個控制措施，經濟周期發生了變化以後，是否又會堆積成大量的不良貸款？所以說我們講調控能力也是你剛才說的防範宏觀層面的金融風險的很重要的一個保障。
主持人：所以宏觀的金融安全一方面有待于微觀上各個金融主體的健康，另一方面也有賴于整個政府對經濟的調控到位？
郭田勇：一個是調控，還有一個是監管非常重要，這是由于現在外資銀行全面進入以後，金融創新不斷增加，同時我們注意到很多外資銀行進來以後，它也要按照我們分業的原則在中國開展業務，但是它所在母國或者它的總部可能混業經營，舉個例子，外資銀行可以把客戶介紹給總部的投資銀行或者保險公司來做，同時又經營大量的金融創新，所以說進一步地提高金融監管的能力，也是我們剛才說控制宏觀層面的金融風險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