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會進步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價，這些代價既包括社會與人自身的，也包括自然和環境的。社會進步過程的環境與社會關系是複雜而具體的。緩解環境問題，遏制環境狀況的持續惡化，主動權在人類自身。
●環境質量實則是一種公共物品，單靠市場機制是難以保障這種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的。應該注意必要的機制創新，吸引、促進相關方面，包括企業、社團與公衆，加大對環境保護的投入，以形成多元化的環保投入格局。
3月19日，為進一步學習和貫徹兩會精神，中央财經大學組織該校财經研究所、證券稅收研究所、社會發展學院、文化與傳媒學院的十多位知名學者，就行政體制改革、宏觀調控影響、證券市場走向、建設生态文明等問題進行了研讨。
研讨會上，來自該校社會發展學院的楊敏教授指出，社會是在自然載體與人文載體相互關系基礎上形成的結構系統；近年來我國環境衰退的趨勢非常嚴峻，并影響到了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因此，應積極探索環境與社會關系的良性互動機制。
楊敏說，人類社會離開自然載體與人文載體的交互作用不可能存在。也可以說，社會是在這兩大載體相互關系基礎上形成的結構系統。特别是現代社會的變遷和發展，是這兩大載體交互作用的産物。這就形成了社會關系的兩個側面，即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人與人文環境之間的關系，這體現了社會關系的二重性。
迄今為止，任何社會進步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價，這些代價既包括社會與人自身的，也包括自然和環境的。社會進步過程的環境與社會關系是複雜而具體的。在西方社會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兩種極端傾向：一種傾向是忽略環境與社會關系，把社會學看作隻是研究社會現象的科學，忽視了環境因素對于社會現象的影響；另一種傾向則是過分強調環境因素對于社會的影響，比如說環境決定論。這兩種傾向實際上都不利于正确理解環境與社會的适當關系，甚至也不利于理解社會運行與發展的規律，皆不可行。
從社會運行的角度看，一方面，特定的環境狀況是社會運行的基礎條件，沒有這樣的條件就談不上社會系統的運行與發展，更别說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另一方面，人類社會的價值觀、社會組織與制度安排，以及人類的行為模式等都對環境系統産生影響，這種影響既可能加劇環境衰退，也可能促進環境治理，關鍵在于人類社會的适當調整。
楊敏指出，當前我國環境衰退的趨勢非常嚴峻，這種衰退已影響到了我國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例如，在資源狀況方面，我國人均耕地面積僅有1.41畝，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人均淡水占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石油和天然氣儲量分别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1％和4.5％。45種主要礦産資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近年來，随着經濟加速增長，國内資源不能滿足需要，石油、礦産等重要資源進口越來越多，對國外市場依賴程度越來越大。預測到2020年，我國一次能源需求量仍将超過30億噸标準煤，石油缺口将達到2.5億噸，天然氣缺口800億立方米，石油的56％、天然氣的40％都需要靠進口，實際情況可能還要嚴重；我國煤炭資源雖然比較豐富，但煤炭的開發、運輸和環境的壓力越來越大。
在環境污染方面，我國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過環境承載能力，水、大氣、土壤等污染日益嚴重，固體廢物、汽車尾氣、持久性有機物等污染持續增加。據統計，我國單位國内生産總值二氧化硫排放量是發達國家的8~10倍，二氧化硫的排放超過環境容量的66％左右，導緻1/3的國土面積受到酸雨影響，1/5的城市空氣污染嚴重。我國水污染物的排放比水自淨能力的量多出82％，許多城市的河流都成了臭水，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有水皆污”的局面。此外，我國水土流失面積達到356萬平方公裡，沙化土地面積有174萬平方公裡，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樣性快速減少。
環境質量的衰退和環境系統的功能失調，不僅從社會系統外部日益威脅到社會良性運行的物質基礎，而且引發了社會系統内部的摩擦和沖突。有關資料表明，近10年來，我國環境污染與環境破壞造成了巨大的直接經濟損失，群衆來信或上訪的數量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妥善解決，也會對社會和諧構成現實的威脅。
楊敏說，反觀環境—社會關系的社會層面，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中國協調環境與社會關系的種種努力還非常不足，對于環境狀況的惡化還缺乏必要的、有效的應對舉措。事實上，緩解環境問題，遏制環境狀況的持續惡化，主動權在人類自身。我們必須通過促進一系列的社會運行機制的調整和變革，充分發揮人和社會的自主性，來推動環境質量的改善和環境—社會關系的協調。
楊敏認為，我國環境衰退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環境成本過于外部化。比如說，對于環境資源的使用沒有支付必要的價格，過于廉價地使用資源而不注意生态補償和恢複；在生産與生活過程中，不重視污染的治理，随意排放污染物。這些舉措使得一些人在獲得環境好處的同時，把環境保護的成本推給了社會、留給了未來，從而加劇了環境衰退。為此，應當進一步完善一些具體制度，努力推動有關主體，尤其是各類企業，在生産過程中，将環境成本内部化，納入到企業生産的成本中。要堅決防止出現所謂“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現象。
環境質量實則是一種公共物品，單靠市場機制是難以保障這種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的。楊敏指出，必須強調政府在提供這種公共物品方面的作用。沒有政府的有力投入、組織與監管，是難以改善的。當然，在擴大環保投入方面，也應該注意必要的機制創新，努力吸引、促進各個相關方面，包括企業、社團與公衆，加大對環境保護的投入，以形成多元化的環保投入格局。
在環境保護過程中，公衆的環境意識狀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很多學者的研究表明，不适當的價值觀念，導緻不适當的社會行為，從而造成環境破壞，這是環境衰退的重要原因和機制。楊敏說，加強環境宣傳和教育則是促進公衆價值觀念轉變的重要途徑。
此外，楊敏呼籲應進一步倡導環境保護的公益機制，促使個人放棄自己已有的或既成事實的收益權利，來實現某種公共的收益目标或他人的利益。公益性行動通常是經過組織和設計的集體性行動，公益性行動的目标和結果是促進和實現公共利益。保護公共資源和共同生存的生态環境，對所有共同體的成員來說，都會得到一定的收益，尤其是長遠的利益。但是，正是由于資源保護行動的收益是一種集體的收益，而且是一種長遠利益，通常情況下這些利益并不一定被所有成員認識到，這就需要相關組織的公益行動來促進這種公共的利益的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