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聽到創作者們抱怨當下的文藝創作束縛太多,很多敏感話題無法介入。于是,“不談國事”、回避重大矛盾和尖銳沖突,成為不少創作者遵循的潛規則。對此,中央财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副院長莫林虎在列出《假典型巨額虧空的背後鄭百文跌落發出的警示》、《蘭州證券黑市狂洗“股民”》、《基金黑幕》等記者冒着生命危險采寫的财經報道後指出:許多新聞作品的深度和廣度遠遠超越了文藝作品,不少文藝創作者自縛手腳,沒有看到腳下土地中的寶藏,沒有勇氣或沒有能力給予發掘和展現。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教授戴清也提出:很多創作者并未意識到文藝創作的自由存在于創作者的内心,是與責任、使命并存的。
文藝創作本應以其敏銳、感性的特點對時代作出審美的判斷,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以證明自身存在的價值,但是遺憾的是,我們的文藝創作做得遠遠不夠。文藝特别是嚴肅文藝創作在很多領域是失語的
莫林虎:文藝應當是表達想象力和理想的,可是我們的創作者的想象力根本比不了現實生活體現出來的那種豐富。當下的文藝創作,很多難以與我們的現實社會進行有效的對話。換句話說,創作者寫一個作品出來,沒人搭理,那它的價值在哪裡?難道就是幾個評論家在那兒投幾張票、弄一個獎就收場了嗎?偉大的作品應引起整個社會甚至全世界的關注,從而引發大家深刻的思考。我們的時代正在發生着滄桑巨變:經濟、政治、文化體制、社會結構、社會階層、思想意識、倫理道德體系、生活方式 作為社會意識形态的一種,文藝創作本應以其敏銳、感性的特點對時代作出審美的判斷,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以證明自身存在的價值,但是遺憾的是,我們的文藝創作做得遠遠不夠。在紛繁複雜、衆聲喧嘩的劇烈變革的時代,文藝特别是嚴肅文藝創作在很多領域是失語的。
戴清:影響文藝創作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創作主體與社會環境、意識形态之間的相互關系。當下文藝創作文學、影視、戲劇等各個領域雖然取得了各自的成績,但仍存在不少問題。一是在文藝創作的生态格局方面,強勢媒介呈現的文化品格有待提高,大衆文化的消費性乃至低俗化特征比較明顯,以關注社會公共話題為核心價值追求的精英文化比較邊緣化,聲音微弱;二是在文藝創作的諸多領域,還沒有出現一批能夠代表時代文化藝術标杆的偉大作品。
在當前這個衆聲喧嘩的時代,對于風生水起的社會變革,我國的嚴肅文學創作已經很難與現實社會進行有效對話,嚴肅文學失去了對中國社會的發言能力
戴清:諸藝術門類中,中國電影的國際化程度最高,對現代科技的依賴也最明顯。但在叙事上顯然還差強人意,文化意識也相對薄弱,顯示出思想性與技術性之間的巨大反差。小說、電視劇、戲劇等創作中,“向後看”仍為創作主流,老中國的故事、鄉村田園叙事、家常裡短等日常故事比比皆是,這固然和文藝的特質相關,很多時候,文藝就是一種回憶。但也可能和創作者無法與斑駁陸離的當代社會經驗實現對接并進行及時有效的藝術轉換有關。以文學創作而言,表現當下複雜的社會變革、積聚的社會問題,表現金融風暴、股市風雲、企業轉制、經濟案件、醫療改革、教育體制等公共領域的重大問題,都具有相當的專業特色,不是泛泛的一句“深入生活”就能解決的。電視劇創作中,一方面表現當代中國經驗特别是公共領域的改革劇、反腐劇不斷萎縮,類型劇生态布局的發展趨向其實很不利于中國電視劇發揮文化使命和社會責任;另一方面,類型劇的發展讓專業性日益凸顯,諜戰劇創新不足,不斷效法、克隆美劇,其實正是向其高度的專業性及“複雜叙事”學習,但最終我們還是要提升自身的創新實力。
莫林虎:創作離現實生活越來越遠,失去話語能力,我認為原因有幾個:其一,文藝創作界人才的流失。20世紀70、80年代文藝界彙聚了社會精英人才,到了90年代,一批文藝人才放棄了文藝創作,轉到了商界或其他行業。其二,社會巨變帶來的商業化、世俗化,造成的浮躁、媚俗以及精神高度與深度的缺失。其三,社會巨變帶來的中國社會諸多新的社會因素、社會現象、經濟現象的出現,而作家的知識儲備、理解能力遠未達到與之同步的程度。著名作家李洱曾談道,中國作家往往面臨三種經驗:計劃經濟時代的人生經驗、市場經濟時代的人生經驗、經濟全球化的人生經驗,由于社會轉型過于激烈,作家很難将這幾種差異極大的人生經驗整合起來,加以審美評判,進行文學表達。李洱的這一觀點可以在近十多年的文藝創作中得到充分的證實。換言之,在當前這個衆聲喧嘩的時代,對于風生水起的社會變革,我國的嚴肅文學創作已經很難與現實社會進行有效對話,嚴肅文學失去了對中國社會的發言能力。
當創作者主體由發達文人或文商構成時,這個創作群體是否還能保有反映社會問題的直覺和揭示社會症結的勇氣?當創作者無形地将自己囚禁在物欲、流俗的樊籠之中,外在限制必然被有意放大,可能存在的創作自由也消泯了
莫林虎:有人認為,我們文藝創作的外在環境還不夠寬松,文藝創作受到諸多限制和壓力。我認為,文藝創作會受到政治、宗教的制約,這種制約在曆史上對文藝創作造成過扭曲與毀滅。但許多傑作,正是在這種不甚自由的外在環境中湧現的。原因無他,因為“審美是自由的象征”,創作者自身精神境界的深刻、廣闊以及無以抗拒的超越能力,可以突破外在環境的有限性與不自由,從而達到對其心靈的無限自由的複歸,創作出傑出的作品。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當下的文藝創作者,缺乏的可能恰恰是其精神世界的這種生龍活虎的狀态,缺乏的是一種可貴的精神性的内在自由。
戴清:任何社會,都沒有絕對的自由,而隻有相對的自由。回到現實,一個問題擺在眼前,這就是創作者們是否已經充分利用了當下已有的創作自由?或者說,在當下相對自由的創作空間中,作為創作者,你為這個時代的進步、發展付出了多少,提供了哪些有建設性的、有益的精神食糧?為這個社會的改造、為揭示當下社會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哪些積極的努力?或者隻是一邊在抱怨埋怨,一邊在為粗制濫造的文學影視消費提供着一本又一本的糟書、一部又一部的爛劇,以更快地換取更高的版稅和稿酬?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作家編劇們大多恰逢其時,以自己的聰明才智擺脫了貧窮,甚至不少人已快速進入新富階層。當創作者主體由發達文人或文商構成時,這個創作群體是否還能保有反映社會問題的直覺和揭示社會症結的勇氣?是否還有可能成為“時代的良心”?當創作者無形地将自己囚禁在物欲、流俗的樊籠之中,外在限制必然被有意放大,可能存在的創作自由也消泯了。
“不為”與“不能”都将制約文藝創作,如何讓被物欲浸染捆綁日深的心靈重獲解放,保持對曆史時代的反思,與錯綜複雜的社會現實同步共振,可能都是造就偉大作品的前提
莫林虎:從曆史性的文學創作對比來看,西歐在19世紀30年代以後、美國在19世紀60年代以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得到了迅猛發展,城市化進程加快、财富不斷積累、貧富差距加大、社會矛盾日益激烈。在這種環境下,西歐和美國都漸次發展出了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對當時的重大社會問題作了廣泛而深刻的揭露,成就了世界文學史的偉大篇章。作為現實主義文藝的一種,歐美批判現實主義對經濟力量在現實社會中的作用作了深刻的揭示,對于金錢對人性的腐蝕、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扭曲等作了鞭辟入裡的表現。巴爾紮克、狄更斯、薩克雷、左拉、劉易斯、德萊塞 歐美文學史群星璀璨。中國與歐美的現代化進程一樣,經濟力量占據着重要的地位。而在經濟力量中,國有資本、外來資本、民營資本形成既博弈又⏭➰的關系,成為中國社會變遷的重要推手。可是近年來我國卻沒有叙事性文藝作品如小說、電影、電視劇能夠對給中國社會帶來巨大變化的經濟領域作出與其地位相當的反映。中國的嚴肅文藝創作要想重獲應有的社會地位,就必須重塑内在精神世界,像當下我國的優秀新聞記者那樣,像19世紀歐美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那樣,直面斑斓而嚴峻的人生,激發出創作的内在自由,才能赢回曾經有過的榮譽。
戴清:過去,一個人有文化素養和情感體驗就可能成為作家,而在當代,隻有這些就顯得不夠了,受衆對閱讀、觀賞的要求還包括視聽審美、智力挑戰及訊息因素,這些特色恰恰是專業性和技術性所帶來的。這也涉及一個“文随時變”的話題。事實上,網絡時代似乎“人人都是藝術家”,但專業性因素的強化,讓當代人成為藝術家其實更為困難。在分工日趨細化的當代社會,如何将複雜的專業知識、社會體驗審美化、形象化原本就是一個難題。另外,從藝術創作的規律來看,總是要拉開一定曆史距離,經過沉澱的藝術體驗才能實現轉換,這也讓藝術地表現當代中國經驗更為困難,在這方面,一些紀實報道已經走在了藝術創作的前面,但不能不看到藝術創作與新聞實錄之間存在的實質差異。
“不為”與“不能”都将制約文藝創作,其中如何充分開掘當下日益開放的社會環境中的巨大創作空間和潛質,如何讓被物欲浸染捆綁日深的心靈重獲解放,保持對曆史時代的反思,與錯綜複雜的社會現實同步共振,可能都是造就偉大作品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