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迷失了方向。”創刊168年因竊聽醜聞而關閉的《世界新聞報》在其最後的社論中這樣寫道。迷失方向的可能不僅是這份已經關閉的報紙，還在持續發酵的新聞集團竊聽事件中，人們更是把矛頭指向了其母公司新聞集團及傳媒大亨魯珀特默多克。
盡管表示了歉意，但出席英國議會聽證會時，默多克在就《世界新聞報》竊聽醜聞接受議員質詢的開場陳述中表示，他掌管擁有5.3萬員工的新聞集團，不應為沒有發現這一醜聞負全責。
作為新聞集團的創始人和董事長、行政總裁的默多克到底是否該為此事負責？又該承擔怎樣的責任？
對于默多克在竊聽事件上的責任，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賈進章教授對《第一财經日報》表示，《世界新聞報》的母公司新聞集團對此事件承擔有限責任，通常來說，母公司不會對其子公司的具體經營決策、經營行為承擔責任。而默多克作為新聞集團的主要股東、董事長兼行政總裁，也僅以此身份承擔有限的經濟責任。
不過，北京盈科（上海）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張士舉律師認為，如果随着調查的進展，默多克作為行政總裁知道并默許縱容竊聽事件，他可能承擔刑事責任，但如果是默多克并不知情，而隻是由于管理不到位，下屬公司為了業績采用竊聽行為，默多克也會負有輿論道德等方面責任。不過目前來看警方并沒有對默多克啟動刑事司法程序。
“竊聽事件發生的時間那麼長，而且涉及到多位名人，老默多克推說自己不知情有點不太可信。”中央财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副院長莫林虎說。賈進章也認為，竊聽已經成為新聞集團本身的一種經營方式和獲得新聞的重要手段。詹姆斯默多克（小默多克）作為新聞集團公司副首席運營官、公司國際業務主席與首席執行官，必定或者說應該知道他的公司員工的“工作方式”。因此，小默多克是可能逃脫不了法律責任的。
另一方面，莫林虎認為，“就算老默多克真的不知情，其下屬媒體敢這麼做，也是與其企業文化密切相關的。”比如，為了招攬讀者，新聞集團旗下媒體不少是不惜尋求刺激性甚至是“黃色新聞”；為了得到政界的➿⚽✨➿獲得更多的利益，默多克在英國也改變自己的政治傾向。所以集團下屬報紙敢這麼做也是與默多克的經營理念相關，默多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從公司層面來說，複旦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系副主任李元旭認為，關閉了《世界新聞報》将是一個重大的損失，但後續的賠償，在特别是英美這樣的國家，對竊聽這樣的損害人權方面的賠償将會是很高的。不過對默多克來說，關閉了《世界新聞報》也是棄車保帥之舉。
其實各類危機不是一觸即發的，總有各種先兆。例如三鹿奶粉事件，2007年末公司就已經得知，公司内部渠道在此前也有所反映，隻是層層彙報後管理層選擇了壓制的策略。
竊聽門這次爆發也是如此，同樣在2007年，《世界新聞報》記者古德曼就因竊聽威廉王子和哈裡王子手機而锒铛入獄。然而，當時多數英國人對此不以為意，直到近期《世界新聞報》被曝涉嫌侵入被謀殺女孩道勒的語音信箱，事态才急劇惡化。
研究新聞集團多年的莫林虎告訴記者，新聞集團的一個特點就是，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海外拓展開始就是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一旦遇到經濟利益與新聞自律沖突的時候，總是把經濟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出現這樣的竊聽醜聞并不奇怪。”
他認為，雖然在英、美等西方國家，新聞業一向表明注重媒體自律和新聞從業者的職業約束，但自律的基礎是自覺，不僅是在新聞界，在經濟界、教育界總是有人會突破底線。竊聽醜聞表明，在西方既有市場體制和新聞體制下的逐利性使其難以做到其标榜的“純粹、獨立和客觀公正”、“真實”。
“企業盈利與否本不關乎道德，但企業以何種方式盈利或虧損，則不得不考慮是否有違道德。”知名管理學者安德魯吉耶爾在其著作《企業的道德》中認為。
吉耶爾細數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企業倫理的發展曆程，從最初的依賴企業制定行為守則和價值觀宣言以及社會責任運動以期實現企業行為的自我約束，一直到政府政策和法律制度的涉入以及非營利組織的道德幫助，從内到外試圖形成一套保障企業行為限定在道德範圍之内的約束機制。
對于那些無法用強有力的倫理文化管理自己的企業來說，政府制定的法律和管制措施則是最後的防線。但吉耶爾也提出了警告：即便嚴厲者如《薩班斯-奧克斯利法》，無法幫助你創造一種道德的企業文化，也無法幫助你找到一個既有效率又講道德的董事會。
此外，莫林虎還認為，這一事件的出現與新聞集團内部管理不善和外部缺乏制約，也有着很大關系。新聞集團旗下的新聞國際公司在英國平面媒體中形成了壟斷之勢，而且在政界、警界自認為能量巨大，從而藐視法律，無視道德底線。
從先前極力辯解說新聞集團隻是犯了“小錯”，到在英國全國性的大報上刊登道歉聲明，随着事态的發展，默多克本人也意識到此次事件的“殺傷力”非同一般。更非同一般的還有，新聞集團董事會對默多克的職位也有了新的考慮的傳聞。
美國彭博新聞此前有消息稱，由于對公司管理層處理“竊聽門”醜聞不滿，新聞集團董事會16名成員中的9名獨立董事已公開表示，管理層在“竊聽門”曝光後所通告他們的信息“不管在質量還是數量上都令人失望”，而且在處理醜聞時遲緩的反應暴露了管理層欠缺應對危機的能力。這些獨立董事醞釀讓默多克卸任行政總裁、僅擔任董事會主席，現COO凱裡升任行政總裁。
不僅僅是可能遭遇“下課”，一些大公司在遭遇危機後，首席執行官辭職，并接連被推上法庭也不在少數。美國安然公司前CEO傑弗裡斯基林在休斯敦地區法庭被判犯有19項罪名，其中包括欺詐、做假賬、内部交易以及對審計人員撒謊等，入獄二十四年零四個月。
2002年，世通财務作假醜聞曝光後，埃貝斯不得不迫于壓力，辭去首席執行官職務。此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對其證券欺詐、共謀等9項指控全部成立，判處他25年監禁。
張士舉律師認為，安然和世通是涉及财務造假等問題，這些在法律上不僅是直接當事人，而且公司的某些高管要承擔相關刑事責任，本次竊聽事件不同，是獲取信息的手段有問題，所以如果不是故意，默多克要承擔的就是輿論和公司内部責任追究機制的後果，不排除默多克無法恰當處理危機的蔓延，卸任CEO以減輕輿論壓力的可能。
“默多克能否處理好竊聽門危機，關鍵在于兩點，一個是能否把危機隔離在英國範圍内，另一個是能否把這個危機隔離在小報範圍内，畢竟新聞集團内部還有一些如《華爾街日報》等嚴肅媒體。”美國南加州大學公共管理博士、複旦大學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鮑勇劍說。
不過，張士舉認為，不管是誰擔任CEO都不會改變默多克家族對新聞集團的控制。就像黃光裕入獄後雖然按照法律規定不能再擔任法人代表，但是不影響其股東權益，他對公司的控制權依然存在。
美國特拉華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查爾斯埃爾森也認為，默多克家族通過持股掌握着新聞集團39.7%的決策權。即使将CEO讓位給凱裡，默多克和他的子女依然牢牢控制着這座傳媒帝國。
但鮑勇劍認為，老默多克不會在這件事情的當下辭職，“不是因為娶了中國老婆的原因，默多克對公司掌控的方式也很中國，81歲的他不會在這個時候以沒面子的方式卸任行政總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