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上呼聲強烈的個稅改革進入了實質操作階段。8月23日，《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簡稱《個稅法修正（草案）》）提交全國人大進行首次審議。修改主要涉及兩項内容：将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标準從800元提高到1500元；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報。
已施行25年的《個人所得稅法》（以下簡稱《個稅法》）究竟在哪些環節出現脫節？是否起到了個稅的重要作用？此次改革，其将涉及的核心問題是什麼？個稅改革下一步将趨向何方？對每個公民而言将帶來哪些影響？請看本期新聞訪談。
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财稅金融法教研室副主任馬家昱
經濟視點報:現行個人所得稅（以下簡稱個稅）中，工薪階層的納稅額占到征收總額的65%，您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劉桓：個稅要體現公平，因為我國對個稅賦予了一個很高的使命，就是在收入該項稅收的同時調節公平。而是否公平，主要是看納稅能力與納稅額之比。工薪階層是不太富有的階層，那麼不太富有的階層高比例繳稅，這與用個稅調節收入平衡的宗旨是不吻合的。
谷建全：現行個稅存在一定的問題，工薪階層繳納個稅正常，而個體私營企業主，包括一些明星，他們收入很高，反而偷、漏稅情況比較突出。這種情形直接導緻增加了對一般百姓的負擔。
馬家昱：這與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征管方式有關，由于個稅征管都是單位代扣代繳，最容易管住的就是普通工薪階層，而對那些高收入者卻很難有效監管。尤其是私營企業，避稅極為容易。如此一來，工薪階層反成了個稅繳納的主體。現行的《個稅法》無論是在稅制設計上還是在征收管理上，都難以體現賦稅公平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
經濟視點報:除了調節社會财富分配外，國家此次進行高調個稅改革是否還有其他的原因和目的？
張賓峰：《個稅法》自1980年出台以來，社會經濟現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稅法規定的最低免征額、稅率種類、申報方式等明顯和現代社會不相适應。現行個稅扣除額仍為800元，顯然偏低，而一些地方又抛開稅法“私漲”，顯然影響了稅法的嚴肅性，所以亟待調整。
馬家昱：現行個稅采取分類征收的辦法，即将個人所得分為工資所得、獎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生産經營所得、承包承租經營所得、财産轉讓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等項目。決定是否繳稅的主要因素是在何處工作，而不是掙多少錢。我認為整改這種制度性缺陷的必要性要遠高于調整個稅免征額。
此外，《個稅法》的設計離實現法律的引導作用也還有很大距離。
劉桓：征收個稅的時候，對于保證居民相應生活水平這個部分是不能征稅的，必須扣除這一部分之後才能征稅。這主要應考慮以下因素：第一，工資與物價的變動情況；第二，居民消費水平提高的情況；第三，根據最近幾年的改革，相應的各經濟指數要增加。
馬家昱：免征額的制定應有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公民個人滿足生活和發展基本需要的收入應當是免予征稅的。所以我認為，單純地對免征額進行改革仍不能實現公平這一基本目标，還應當有目的地設置一些免稅支出，比如基本的教育支出、對老人的贍養支出、公益事業支出等。
張賓峰：在财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征求意見的草稿中，提出了1200元（以内）和1500元（以内）兩種免征額方案。多數專家認可1200元。然而，目前有些城市已經達到或超過了這個水平，因此，這個水平是不合理的，在國家确定的最高免征額之上，各地還應有一定的浮動空間。
經濟視點報：對《個稅法修正（草案）》中的個稅起征點問題，全國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将于9月舉行立法聽證會，這種廣征民衆意見的做法意味着什麼？
谷建全：個稅涉及千家萬戶的利益，根據國家的法律規定，涉及群衆切身利益的都要搞聽證會，比如水電的漲價等。而且，廣征民意更有利于制訂合理的調整方案。
馬家昱：這說明我們的政府部門在從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中又邁出了可喜的一步。同時，廣泛征詢民意也有助于避免出現閉門造車、事倍功半的情況。
經濟視點報：此前，很多地方尤其是經濟發達的大城市，已經上調了個稅免征額。其中，廣州、深圳提高到1600元。此次《個稅法修正（草案）》規定，地方必須執行國家的統一标準，那麼今後個稅是否仍存在一定的地方特色？
谷建全：因為個稅屬于地方稅收的範疇，從國家對地稅管理上來說，空間相對比較大，根據宏觀調控的需要，應允許地方對個稅的征收有一定的浮動。但将來為了保持公平競争，稅收作為調節經濟的重要杠杆，還應由國家統一起來。
張賓峰：個稅實際上是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的稅法，但由于我國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因此根據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消費水平，有一定的浮動是應該的。
馬家昱：這是我國政府經濟政策和法律沖突的一種體現。一些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出台地方政策的行為在形式上有違法的嫌疑。
個稅是否應當具有地方特色，衆說紛纭。不過我認為，雖然各地的生活成本有很大差距，但是從法律的嚴肅性和實施效果來講，不應當在設計免征額時區别對待。
經濟視點報：此次關于免征額上調到多少是個焦點話題，目前傾向于上調到1500元，是否合适？
劉桓：原來在原定的免征額上，各地仍有一定的浮動空間，在新修訂的《個稅法修正（草案）》中取消了這一浮動，對于一些高收入的人來說，他們可能認為不劃算。就我個人來看呢，如果在制定新的免征額的基礎上，仍允許各地有小範圍的浮動，這樣來講可能更合适一些。
張賓峰：這個應該根據經濟發展水平來看，我個人認為，個稅免征額為1500元還是比較合适的。
經濟視點報：這是現行的《個稅法》實施25年來首次調整起征點，對此，不少人多有議論。免征額的調整是否應制定一個時間段？
劉桓：應該有一個調整的階段，但這個階段不應該按照年限劃分，因為每年的經濟增長是不同的，應該按照物價指數來修正，根據物價指數的變化，在一定階段對免征額進行必要的調整。
谷建全：現在國民人均收入水平增長參差不齊，兩極分化比較明顯，在這種情況下，通過調節個稅來調節整個宏觀經濟的運行，一般來說以5年為一個周期來考慮調整個稅比較合适。因為經濟發展一般就是5年一個周期。個人收入的變化一般也是5年有個台階。
馬家昱：這個不能一概而論，原則上隻要是制定法律時所依據的社會環境發生了較大的變化，而且當這種變化可能會影響到法律實施的效果時，就應當考慮對法律進行修改。
經濟視點報：最近幾年，有關明星、企業家逃稅、漏稅的情況時有發生。高收入階層的納稅金額總無法得到保證，應當如何監管高收入階層的納稅問題？現在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報，如何能夠得到保證？
劉桓：高收入階層的人士少繳稅，主要是收入不透明。收入高的人，往往收入渠道很多，不容易掌握。要解決這個問題，可在全國範圍内實行納稅人稅号設置，這樣各種收入都可以通過銀行稅号來扣繳。
谷建全：應當加強保稅、護稅、規範納稅行為。尤其是個體私營企業主，他們把工資都算入利潤之内，沒有明确工資收入是多少，從而不利于征收個稅，對私營企業主報酬的界定今後應該更明晰、更好操作。
馬家昱：解決這一問題所需要的是一種綜合的調整手段。首先要讓公民認為納稅“物有所值”——也就是說要讓完稅證明、納稅記錄成為為公民個人生活帶來便利條件的重要憑證，比如到銀行貸款、申請留學時用以證明個人信用度，此外，還可以将個人的納稅記錄與公民享受的社會保障相聯系。再次，就是加強稅法的處罰力度和監管力度。
張賓峰：這個問題牽涉到對征稅方式的改革，以往征稅方式主要是分類所得稅制，估計這次要改為綜合分類所得稅制。所謂綜合納稅，是指将原本區分的工資薪金所得和勞務報酬所得項目合二為一，按同一稅率征稅。在綜合所得稅制的方式下，實行沒有固定工作單位的人獲得勞務報酬等收入必須向稅務部門申報制。這樣規定，如果不申報，就會被認為是違法行為，一旦發現，将處以重罰。這樣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明星等無固定工作單位的人獲取的勞務報酬逃稅、漏稅問題。
經濟視點報：目前，主要實行代扣代繳，這個方式在這次調整中是否會改變？
劉桓：這個方式我想不會改變也不需要改變，隻須同時增加對于高收入人群采取自行申報的方式，使單項申報改為雙項申報。之所以兩種方式并行，主要是因為高收入的人群都是多元化收入，如果讓稅務部門去了解他們的各種收入，困難很大。讓他們自行申報，一旦發現他們沒有申報，可以按照漏稅來處罰，這樣可以使高收入人群更好地納稅。計劃今後要逐步擴大申報人群的範圍。
經濟視點報：對于勤工儉學的學生是否應該征收個稅問題，一直存在争議。您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劉桓：勤工儉學是為了維持一個學生每月的最低消費。而如果勤工儉學每月能收入1500元，那麼這個意義就已經改變了。1500元已經遠遠超出了生活所需，理應繳稅。
張賓峰：從情理上看，大學生大多因為家庭貧困才會出去做兼職，如果參照同樣的标準來收稅，顯得不合情理。但是從我國目前的法律來說，大學生勤工儉學，其身份已經變成了勞務人員，根據其勞務報酬的多少依法納稅當然也順理成章。現在的關鍵問題是，由于起征點過低，可能導緻有些勤工助學者也要納稅，如果提高起征點，對于絕大多數勤工儉學者來說，就可能不再需要納稅了。
馬家昱：目前很多地方對勤工儉學采取按次納稅，實際是加大了勤工儉學者的稅收負擔，應當予以糾正。
